公办二本毕业有前途吗，二本毕业工资一般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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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在二本大学读书，如果你还在高考，那么建议你现在好好读书，考一个好大学是很有必要的。

在二本大学。首先。你的学费贵，然而你的生活环境还没有一本的学校好。一本学院有瓷砖，全是上下铺，寝室很新，校园大，里面有车乘坐。而且在一本大学，你可能就是生活在衣柜村里，校园里什么都有，完全不需要出校门。食堂也大，学校各种设备都在用心的为学生着想。而如果你在二本学校。你的学校可能会很小，几分钟到学校门口。关键的是学校没有完全更新。所以你的宿舍分配只能靠运气。分到好的算你幸运。上课设备也不好，比如黑板会时不时的抽两下。多媒体也模糊的像胡一层纸。学校的图书馆差距最大。二本学校的图书馆里的书很久都不更新。如果你学的是更新很快的专业，那么还是放弃图书馆，自己买吧。

站在二本大学，老师说严不严说不严也算严，就是出于那种，你必须要去上课，但是至于你上课做些什么，是没有老师计较的。你的可视很少，在课上听不懂，回寝室就开始玩，于是你的专业课就一窍不通。尴尬的处于既在学，有什么都学不会的阶段，在大一就开始担心未来的前途，因为听不懂专业课，只会皮毛，而出去找工作，那些好大学的，总是会比你多资本。

如果你没有那种做人上人的毅力，那么在二本大学里，你就只能混日子。出来工作也是到处碰壁，最后自己的工作和专业搭不上边。希望你好好高考，考入一所好大学。

黄灯：二本学生的命运，映刻着教育的底色

2022年1月12日，腾讯研究院、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了联合主办的“腾讯科技向善创新周”召开。《我的二本学生》作者，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教授黄灯在大会上发表了主题演讲。 作为一名二本院校的教师，黄灯讲述了长期以来自己对二本学生的观察与思考。 以下为演讲全文：

我是黄灯，特别开心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交流我对年轻人的观察和思考。

2020 年 8 月，我出版了非虚构作品《我的二本学生》，这是我从教十几年来的一本教学札记。很多人问我，二本学生到底是什么样的？二本学生和重点大学的孩子到底有什么差异？还有人说，二本学生都这么难，那些专科生怎么办？那些中职生怎么办？那些初中毕业、甚至早早辍学进入社会的人怎么办？

面对这些追问和质疑，我感到自己其实并没有通过写作，说清“二本学生”这个庞大群体的全貌，尽管从我课堂走过的学生多达四五千人，尽管我曾真实地和他们共处不少时光，但我并不能对这个群体做出任何整体性的叙述。这本书与其说是一个在场者的从教经历总结，不如说是一个一线教师长期的私人观察，它裸露了我内心的困惑、思考与无助。

我 2005 年博士毕业，进入一所二本院校教书，2006 年第一次当班主任，接手一个班级，他们的出生时间在 1987 年左右；2016 年，我第二次当班主任，接手另一个班级，这批孩子大约出生于 1996 年。换言之，我见证了 80 后、90 后两批年轻人的成长历程。

虽然我也是二本学校毕业，但我首先必须承认，因为代际的差异，在真正进入大学任教以前，我对即将面对的学生群体也抱有一些偏见。

我是湖南人，广东在我心目中是一个比家乡富裕很多的地方。在走向讲台之前，我一直以为广东的孩子，大都衣食无忧，直到 2006 年 5 月 23 日的一次公共课，这个印象才得以改变。当天我给计科系的学生上《大学语文》，因为刮台风，我让学生以《风》为题写一篇作文，一个叫邓桦真的女孩很快交了作业，从她的叙述中，我看到了一个家庭的真相：出生多子女家庭，父母每月的收入不足一千，来自农村的她，甚至不知道第二天的生活费在哪里。她用最简单的语言坦承了自己的困惑，却对我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我从来没有意识到，那些比我小十几岁的学生，居然还有人正在承受和我童年阶段同龄人一样的困境。 “贫穷”这个词语，我以为早已远离了日常生活，但没想到身边的孩子，正深陷其中。 这次课堂的偶遇，不但调整了我日后从教的视角，也成为我想要进一步记录、观察这个群体的隐秘契机。后来我才了解到，尽管我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广东，但有不少人都面临邓桦真同样的困境，他们可能来自粤北、粤西的偏远乡村，也可能来自一些更加贫穷、混乱的小镇。

在走向讲台之前，我还一直以为，我的学生之所以只能考上一所二本大学，一定是因为不够勤奋。直到 2010 年下学期，我在肇庆校区上课，来自甘肃的刘婉丽和我讲述了她的成长经历。她是一个西北长大的孩子，从初中开始，每天都要坚持十几个小时高强度的学习，尤其到了高中阶段，更是夜以继日，不管不顾，哪怕身体出了不少问题，都会咬紧牙关，坚持学习，只有这样，她才得以考上我任教的学校。 所谓的“衡水模式”，其实一直是不少乡村孩子自主习得的有效法宝。

类似的经历，我在其他孩子那儿也听到过。有一位学生叫陈雪，来自潮州，她告诉我念高中时，为了多一点时间学习，洗完澡连吹头发的几分钟都舍不得耽误，总是一头湿漉漉地跑进教室；另一位学生罗益鹏来自梅县，他在课堂上直接拿出早已见底的“万金油”，告知自己的高中生活，就是依赖这种外在的刺激，才得以顺利度过。

我后来还注意到，我的学生，确实很多来自一些普通的家庭，就算考上二本这样的大学，他们背后的家庭也已拼尽全力。也正因为父母竭尽全力的付出，他们面对乡村的封闭和亲人不切实际的期待，常常会陷入无法言说的尴尬。

来自郁南的袁皓每次放假回家，总被村里人追问毕业能分配到哪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现在的大学生都是自主择业；来自台山罗超的妈妈，以为自己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就能在广州工作买房、顺利安家，她从来不知道就业的形势有多严峻，对广州的房价也没有直接的感知，她对大学的印象，始终停留在自己年轻时候的80年代。两个孩子和我说起这些，都只能苦笑摇头。他们虽然因为求学来到城市，但背后却依然背负一个无法摆脱的村庄。

这些和学生相处的普通片段，极大地瓦解了我的偏见，也让我看到了二本学生这个群体的底色。2018 年，在我任教第 13 年的时候，我突然感觉有很多话想说。我的脑海里，始终有很多年轻人走来走去，尽管面目模糊，但在我芜杂的视野中，却踩出了一条越来越清晰的路径。我意识到自己累积了太多太多关于这个群体直觉式的观察和思考，尽管这种直觉很难让我说出一个清晰的结论，但正是这种经过时间过滤的印象，让我意识到这些碎片式的观察，可能承载了一些重要的命题，这也是我决定动笔写作的原因。

首先，从精神状态而言，我觉得讲台下的学生，他们的青春，少了一份张扬和放肆，多了一份规训过后的沉默和乖巧。作为网络原住民一代，我感觉他们的生命，被更多的概念、符号和过量信息所架空，与真实的世界呈现出越来越多的隔膜。

我的学生，从来没有因为观点的不同，和我发生过任何争论，也从来不会过多追问今天年轻人的现状，和时代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讲台下的孩子，一届比一届安静，班上的男生，很少去追求身边的女孩，那种属于年轻人本能的粗粝和莽撞，那种不管不顾、奋不顾身的蓬勃活力，仿佛被一条无形的绳索牵住。

也许是多年应试教育的惯性，他们经过无数次紧张的课堂、数不清的题海战术、以及千百次的考试后，虽然在标准答案的召唤中，从庞大的考生队伍中艰难突围，但这种过度的透支，早已悄然磨损了他们的青春锐气。

多年来，我最害怕课堂的沉默，我宁愿台下的学生活蹦乱跳、站起来顶嘴、大胆发表漏洞百出的看法，也不愿看到他们安安静静地记笔记、缄默而又淡然地缺乏和他人交往的兴趣。

在具体的课堂中，我充分感受到 教育像一场慢性的炎症，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抗生素、激素，到大学时代，终于结下了漠然、无所谓、不思考、不主动的恶果，学生内心的疲惫和大学时代的严苛压力，构成他们精神生活的底色。

对我而言，所有课堂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学习问题，也不是知识问题，而是无法触及到一个真实群体的问题。他们压抑自己，在应试教育的高压中，难以认清真实的个体，一种深深的茫然，不经意中总会笼罩我的课堂。

随着我对学生了解的增多，我发现 90 后这一代孩子的成长路径，和之前 80 后这一代学生相比，有很大的不同。

80 后这一批学生，没有背负太多的就业压力，他们更放松、更尊重个人兴趣，班上有一个男生特别喜欢跳舞，有时在教室，同学们起哄让他跳一曲，他就会大大方方地来一段。还有一个男生喜欢武侠小说，曾经在大一、大二写下几十万字，他们也更愿意和我交流，会问我一些和学习无关的问题。

但到 90 后这一批学生，我始终找不到当班主任的感觉，他们非常乖巧，我几乎不用费精力去管他们，但他们仿佛和谁都保持距离，不但和我交往很少主动，和同学的交往，仿佛也保持心照不宣的界限。我感到他们和现实生活、和真实的日常，始终有一种疏离，虚拟仿佛就是他们最大的真实。他们从小被视像、被网络包围，手机就像不可缺少的器官一样挂在身上，哪怕在课堂，低头看手机也已成为最常见的举动。

他们也很少坦然谈论自己的出生和家庭情况，对身边真实的世界——自己的父辈、身后的村庄、成长的社区、食堂的打饭阿姨等等，都没有太多的了解兴趣。他们仿佛活在互联网造就的单一价值体系里，对具体生活的想象，也仿佛来自网络给予的引导。

应试教育和网络的双重夹击对年轻人精神的损耗，总是让我反省，在大学这个相比中学能动性更强一点的课堂中，我到底能做一些什么？

因为教学的便利，他们不愿意说，我就尝试改变和他们的交流方式，将写作嵌入任何课程，鼓励他们抛弃学生腔的套路，从身边的世界寻找素材，通过书写，梳理个人的成长经历、回望出生的村庄、重新理解身边的亲人。我发现，一旦让学生从寻找意义的桎梏中摆脱出来，写作对他们而言，就成为了生命中重要的倾诉途径。

同时，我也会利用教师的身份，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尽可能引导他们坦然面对生活中的挫败和不堪，诸如贫穷、留守、缺爱和自卑所带来的伤害。我在带学生的过程中发现，那些能够走出这一关，坦然面对自己的过去，坦然面对生活真相的学生，会更顺利地融入社会，也会更好地承受社会的锻压。

但更多时候，当学生陷入迷惑，而我也无能为力时，我会鼓励他们去做一些具体的事情，会鼓励他们去学校周边的城中村逛逛，尝试跟快餐店老板、外卖员聊聊天。

但这些举措到底能在怎样的程度，减缓标准答案和信息泛滥对学生心灵的异化，我其实并没有太多把握，我甚至不知道这种过度的敏感和担心，是否恰好暴露了我内心的保守和焦虑。我只不过希望他们通过具体的工作、通过和真实世界的接触，能暂时剥离对网络的依赖，能和身边的人、事、物产生更坚定的关联。我希望这种来自地气的滋养，能让年轻的生命多一些踏实的充盈。

除了与现实世界的隔膜，我还感觉到，和我的大学时代相比，我的学生并没有想象中象牙塔般的大学体验，伴随而来的，是身份认同感越来越低。这也是我想说的第二个观察。

我出生于上世纪 70 年代，90 年代初期考入一所地方专科院校就读，几年后我的母校被当地另外一所专科院校合并，成为一所二本院校。从考上大学的难度而言，我当初考上专科大学和学生考上二本，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但记忆里的大学时光，散漫而悠闲。

相比之下，我的学生在就业压力的裹挟下，越来越忙，越来越累。我有时甚至感到和他们多聊一次天，和他们多说几句话，都是在浪费他们的时间。我还留意到，我的学生，很少会因为自己大学生的身份，感到一种荣耀和自豪，而我念大学时，尽管读的是一所专科学校，但“天之骄子”的身份烙印非常明显，走在街上，有人问起时，会大方地告诉别人自己所念的大学。这种明显的身份认同差异，显然来自大学并轨前后学生身份的变化。

中国当下大部分二本院校，大多由当初的专科院校合并而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并轨前的大中专学生被当做为祖国或社会培养及储备的“人才”，在人事制度上被认定为“国家干部”，学校会更强调学生的专业素养和长远的发展潜能，会更注重培养一个“完整的人”。而到我的学生，在市场化语境下，他们早已被定位为一个就业的主体，他们的存在，已内化到学校就业率的小数点，独立的个体，不知不觉中蜕变为统计学意义上的数据。

因为市场不确定性的增加，大部分高校人才培养的目标，事实上成为一个简单迎合就业岗位的过程，而用人单位为了节约成本，总是希望所招学生能立即为其带来直接的效益，而不像我大学毕业后，国营企业客观上承担了继续培养人才的重任。

所以，迫于现实压力，现在的大学生为了提高就业的筹码，在大学阶段，就不得不陷入密集的课表及无穷无尽的考级、考证、双学位、实习等过程，他们很难有真正的时间去审视自己的兴趣，更难有从容的心态，去享受大学时光的闲暇，忙碌、忙乱成为他们生活的常态。他们的成长，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同质化倾向，工具化的程度也变得越来越深。

面对海量的应聘信息，用人单位为了节约选人成本，学历成为最重要的标准，对名校的看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客观上加剧了学历歧视的形成和应试教育的提前。这种现实，又反过来作用于高校的选择。在一种貌似热闹、合理、自由竞争的氛围中，高校不自觉地陷入对排名的痴迷，“高端、顶端、一流、双一流、超一流、世界一流……”等等词汇，成为明确的办学目标。

对老师的评价标准，不再看重他们的教学热情、培养学生的能力、是否愿意在学生身上付出等等看不见的素质，而是注重他们论文、课题的炮制能力，是否具有光鲜的头衔，成为衡量教师价值的终极标尺。

在这种境况下， 受制于学校资源的限制，越来越多的二本学生，深陷学校的排名焦虑和学历泛滥的恶性竞争中，尽管克服重重困难来到大学，但却无法通过像样的大学教育，突围自身的困境，反而沦为高校扩招的炮灰，承受着付出与收获不成比例的恶果，也成为教育无序市场化的后果承担者。

接下来，我想说一下我的第三个观察，这也是最让我难以释怀，感受最强烈的部分。我观察到， 二本学生立足社会的难度越来越大了，面临的不确定性也越来越强了。尤其对农村孩子而言，从小习得的“读书改变命运”的信念，仿佛越来越难以兑现。

我第一次当班主任的班级， 2010 年 临近毕业时，班上没有一个学生选择考研，在他们毕业八年后，我进行了一次回访，发现班上 52 名学生中，90% 都获得了较好地安顿，其中留在广州、深圳就业的学生有 17 名。对他们而言，尽管找工作的途径主要依赖自主择业，而不是像我这一代大学生有国家分配的兜底，但十一年前的二本文凭，在经济上行、就业机会多、房价还相对平稳的时候，还是充分显示了念大学的好处， 其性价比和我 1995 年大学毕业的班上同学，并没有太大差别 。 高考招生网

但到我第二次当班主任的班级，他们在 2019 年毕业时，选择考研的学生多达三分之一，没有一个孩子理直气壮地认为，凭自己的文凭可以在广州立足。以前我认为学生不考研是缺乏学术追求，但现在飙升的考研率，却成为我衡量就业状况的直接依据。更重要的是，就算考研，难度也越来越大。那些投入竞争的学生，在所谓的高校鄙视链中，因为第一学历“非 985”“非 211”“非双一流”，往往成为他们进一步深造的现实障碍。而事实上，相比我当初考研的情况，当下名校研究生的推免比例越来越高，考研的队伍也一年年庞大，学生“上岸”的难度，比之我当年，不知要增加多少。

除此以外，80 后那批学生，还有不少选择自主创业，但到90后这批孩子，自主创业的热情已大大降低，“宇宙的尽头是编制”，成为他们独特的就业口号。

站在老师的角度，面对学生所承受的多重压力，我切身感受到现在的年轻人太难了，太累了。我想起自己的家庭和求学经历，在起点上其实和学生差不多，但 1995 年大学毕业时，根本就不用愁就业，国家直接分配进了一家大型的国有企业，后来遭遇下岗，依然拥有机会以自学本科的起点，下岗工人的身份，通过自主复习，考上武汉大学的研究生。2002 年硕士毕业时，公务员几乎是我们就业时最为不屑的选择，外企、民企、新闻机构、出版社、高校，以及初露头角的网络公司，对我们有更大的吸引力。

2005 年我从中山大学毕业，因为害怕长久的租房折腾，第二年就开始漫不经心地看房，从来没有意识到买房的压力，在手头只有五千元的情况下，就举债买了一套二手房，然后按部就班地结婚生子，不经意间就在南方安居立业。想起来， 因为就业机会多，选择多，房价便宜，我的不少同龄人，仿佛并不害怕失败的风险，工作是否稳定和待遇的高低，并不是就业最重要的筹码，而是否符合个人的兴趣、是否能为个人成长提供机会、是否能充分释放个人对梦想的追求，是左右我们选择的根本原因。

换言之，就业、考研、买房、结婚这些对我而言极为重要的人生转折，到学生这儿，却悄然被就业机会的稀缺、第一学历的限制、飙升的房价、结婚的难度所替代，任何一个看似平常的环节，都需要那些年轻人承担难以想象的压力，而这些，不过是我伴随岁月的流逝，自然而然完成的事情，并一直以为理所当然。

作为一名教师，面对讲台下的孩子，心疼是我最真实的感受，我知道他们被规训过度的脸孔背后，是选择的稀缺和不确定性的增加。我内心不甘，但无能为力。我所受的教育，让我相信一个年轻人进入大学，最基本的目标，应该是获得专业和精神层面的共同成长，在内心滋生一种充实而强劲的力量，获得作为“整体的人”的提升，但面对他们无处逃避的就业、生存、学习压力，我感觉这种无法量化的目标，不但模糊而且也没有养成的途径，我知道他们在校无穷无尽的忙碌，仅仅为了一份漂亮的简历，为了增添一些就业的筹码，拉开人生漫长的时空观照，也许，这是一种得不偿失的折腾，但面对现实的压力，我也不得不认同他们的选择。

我观察到在我教过的学生中，那些难以在社会立足的少数个体，很难说是个人能力的局限，而更多来自他们自小习得的价值观，对他们无形的羁绊，让他们不愿向生活变通和妥协。十几年来，我常常陷入一种真实的矛盾境地，不知该向他们传达怎样确定性的价值观： 在应试和个人成功的极端功利语境中，我既害怕学生被无处不在的暗礁抛入生存的深渊，也担心他们在获得世俗的成功后，成为某种价值观念的同谋。

在对学生持续十几年的观察中，我总是不自觉地将自己作为参照，并在对比中透视学生群体的命运变化，我想知道，高等教育的转轨，在70后、80后、90后三批年轻人的成长过程中，到底和他们产生了怎样的碰撞和联系？不同代际年轻人命运变迁的路径，是否和教育市场化之间，存在某种隐秘而复杂的关联？

我不否认，上面我所讲到的现象，并不能囊括所有的二本学生，而是更多指向那些和我起点一样、来自农村、家境普通的个体，但我也不能否认，我所描述的情况并不仅仅是偶然的个案。

1992 年，我念大学的时候，只有本科、专科、中专这样的大致区别，当年录取的人数为 75 万。而到我的学生，大学的层级越分越细，扩招的比例越来越高，录取的人数也越来越多。2019 年全国高考录取的人数为 814 万，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一本高校占比仅到 15.8%，84% 左右的高校都属于二本及二本以下的学校。也就是说，中国每年 3000 万在校大学生，超过 2500 万都在二本、三本及专科院校，他们事实上构成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主体，承载了最为庞大的年轻群体。

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教育经费的极度不平衡。2020 年，排在前十院校的经费，总预算达到 1640.48 亿，其中清华大学 310.72 亿，浙江大学 216.2 亿，其他学校也都在 100 亿以上。那地方二本院校及职业院校预算的情况如何呢？以我曾经任教的广东 F 学院为例，2020年的财政预算约为 8 亿元，换算一下，清华大学一年的预算，约相当于 39 所广东F学院。中国高校目前的状况，正是极少数重点大学占有大部分教育资源，而占比超过 84% 的地方普通院校，在办学资源上，完全无法和重点大学抗衡。

毫不夸张， 文凭的稀释和教学资源匮乏的后果，主要由二本及以下院校、还有他们所承载的庞大群体来承担。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尽管大众化教育早已成为共识，但扩招的潮流并没有过多波及重点大学，加上它们始终获得了绝大多数的投入，也从根本上保障了充分的教学条件，重点大学的文凭依然坚挺，这样，因为扩招而被注水的学历，事实上主要涉及到普通二本院校。

精英教育和大众化教育的并行，明明白白地安置在高校清晰的链条之上。 尽管高校承担的不同功能，客观上允许大学的适当分层，但社会对二本及其他普通大学的成见和漠然，已经带来了很大的问题。事情的真相是， 这些被忽略的普通高校所容纳的年轻人，因为和中国大地的紧密联系，加上数量特别庞大，事实上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中坚。

就业形势好时，他们往往会留在本省、本地，甚至回到家乡的基层，成为地方发展的生力军；就业形势低迷时，他们往往成为市场化自主择业境况下，最为迷惑和挣扎的一群人，大学生农民工化，重复父辈的路径，正在成为一些年轻人面临的现实。无论何种情况，他们都以一种沉默而坚定的存在，成为影响现实的势能，波及万千家庭的命运。

而这，正是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关注二本学生的原因，作为全中国最普通的大学生群体，他们的信念、理想、精神状态，他们的生存、命运、前景，社会给他们提供的机遇和条件，以及他们实现人生愿望的可能性，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也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而我作为教师，对世界安全感边界的认定，就来源于对学生群体命运的直觉感知。

更为重要的是，尽管我所描述的困境，从我熟悉的二本学生进入，但并不仅仅指向他们，而是指向所有的年轻群体。年轻人上升通道的日渐逼仄，实际上是全球化进程在世界范围铺开后，他们所面临的一个结构性问题，《乡下人的悲歌》讲述了美国底层青年的挣扎命运、日本早已出现低欲望人群、印度青年的就业之难触目惊心，而我所描述的群体，不过是这一全球共同困境中，作为一个中国教师，来自个人视角的一种有限表达和审视。

没有人可以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未来也仿佛呈现出越来越不确定的一面，但所有人依然共处同一星球的事实，必然给这个共同体提供最大的确定性：那就是年轻人依然是这个世界最为重要的力量，他们的出路，关系到所有人的命运。如何扫除他们前行通道的障碍，是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当我们的孩子内卷到为了一个编制，而不得不蜷缩青春的躯体时，当他们为了基本的生存条件，而不得不放弃内心的梦想进入无声厮杀时，这不仅仅是他们的困境，也是我们所有人面临的困境和危机。

穿越信息的泡沫，穿越成功学和功利主义的喧嚣，穿越单向度的价值观念，让年轻人活在一个更公平、宽容、友好而自在的环境，不仅是他们的胜利，也是所有人的胜利。我最朴实的想法，无非希望当下和我一样起点的年轻人，能够像我的同龄人一样，拥有更多改变命运的机会，能够坚信明天丰富的多种可能。

谢谢大家，感谢与大家的相遇。

二本毕业现在怎么样了？

我就是一个二本的学生现在处于即将毕业的时期，现状并不是很好。

首先我在这个时候选择了去考研，现在的学历是非常重要的，是应聘公司和单位的一个硬性的标准和要求。

虽然我们不想承认，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就是作为二本生的我们没有那些一本的学生好占优势。所以我要通过各种方法来提升自己的学历。

选择考研不仅能够提高自己的这个知识能力教育水平，而且还能够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会更容易些。

第二，我每年都会考一些资格证书，虽然有一些资格证书非常难考一次可能不会成功，我也会做第二次挑战，因为想要提升自己必须要通过这些硬性的方式。

如果一个人的能力再好，手中没有一个相应的证书，那么可能也会以事倍功半。

比如就教师资格证来说可能很多人手里没有教师资格证，教课的能力也是非常的好，但是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证书，我们就不能进入到一个正式的教师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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